“入學潮”之下

新年伊始，多個地級市發布通知。1月9日，廣州市海珠區教育局發布2023年公辦小學學位預警通告，預測區內17所公辦小學（校區）起始年級可能學位供給緊張。隨后，南沙區、荔灣區、從化區、番禺區、增城區等市轄區也先后發布學位預警稱，多所公辦中小學2023年學位供給緊張。
在成都，已有錦江區、龍泉驛區、青白江區、新都區、雙流區、溫江區等多個區發布預警。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一些縣城里。據浙江省樂清市教育局日前披露，部分公辦小學、初中2023年-2025年施教區內適齡戶籍人數接近或超過擬招生計劃數，20余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呈現“紅色預警”，還有學校呈現“黃色預警”。在有著逾70萬人口的江西興國縣，4所小學及3所中學出現學位緊張。
學位預警，意味著預期的學區生源數量超出了學校的接納能力。其中，級別最高的為“紅色預警”，表示施教區內適齡兒童（少年）戶籍人數達到或超過學校擬招生計劃數的100%。
預警是動態的，往往事出多因。在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可以通過預警知道哪些學校較為熱門。如果學位緊張，入學政策也會發生變化。
通常，學校會依據生源類別按序接收學生，類別條件包括戶籍、入住情況等。
以海珠區為例，根據起始年級學位安排政策，穗籍適齡兒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擁有學校地段100%房產權屬并入戶入住，且學位未被占用的（同父母的適齡兒童除外），按照房產擁有時間的先后順序安排入學，直至招生計劃錄滿，超出招生計劃部分由教育行政部門統籌安排入學。房產擁有時間以不動產權證書登記時間為準。其他情況由區教育行政部門統籌安排入學。
事實上，近年來，學位預警已經成為常態。但核心的話題則在于，這種緊張是“絕對緊張”還是“相對緊張”？中國新聞周刊檢索發現，出現“緊張”的學校名單較往年有一定的延續性。
學位緊張的背后，其實也是教育、資源、人口化的進一步集中。長期以來，學位一直是學區房和戶口遷移的一項參考。此前，有地方教育廳就回應稱，學位預警，反映了家長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向往。

資源不均衡的桎梏

在勢不可擋的工業化與城鎮化浪潮中，不少農村的成年人涌進城市里，大量外來人口、鄉鎮人口流入省會城市、二線城市，甚至一線城市，造成適齡入學學生數量暴增，甚至井噴。隨之而來的，則是近年來在不少媒體報道中出現的“空心學校”。這類“空心學校”一般存在于鄉鎮，只有少許教師和學生。
此前，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關注農村教育問題，紛紛指出雖然近年來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斷加大，可農村的學生卻越來越少，這背后是農民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望，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孩子也不得不選擇進城讀書。
一位在河北縣級市承建學校擴建工程的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該縣市區擴建學校達到6所，主要針對的就是從農村轉移到城鎮這批孩子的學位空缺。大量人口遷移，打破了以往的教育資源格局。
除城鄉外，不同城市、區域間也出現了類似的“馬太效應”。任澤平團隊的一項數據顯示，2010-2020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常住人口分別年均增長1.08%、0.22%、0.61%、-1.05%，常住人口占比分別變化2.2、-0.8、0.2、-1.2個百分點。盡管東部地區常住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但其小學生增長率卻不降反升。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小學生數分別年均增長2.53%、-0.15%、0.09%、-2.22%，小學生數占比分別變化6.1、-2.7、-2.0、-1.4個百分點。
儲朝暉指出，引發學位緊張的原因已經不是數量的問題，而是教育資招生源不均衡所致。
“現在各地都在搞人才引進，但是有關孩子入學的學位建設是遲遲落后的”，升學專家梁挺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位預警出現后，家長的選項就不多了。
“在中國，不管是入學，還是入園，往往綁定戶口和房產的排位來優先錄取，因此家長可選擇的選項并不多，要么按照就近入學的要求和流程提前準備，要么不得不離開當地去更加容易入學入園的地方生活和學習。選擇就讀民辦中小學學費高昂、教學質量良莠不齊，并不是多數家長的選擇。”他分析稱。
儲朝暉也表示，學位預警出現后，家長的選擇實際上起不了太大作用，關鍵的還是政府做什么選擇，政府應當根據當地制定的政策來解決孩子的上學難題，除此之外，政府更應該實現當地學校之間的均衡，不要出現學校之間明顯過大的差距。

出生人口變化帶來更大挑戰

對不少地方的中小學來說，2023年是一個擁擠的學年，但是對一些地方的幼兒園來說，適齡幼兒則出現斷崖式減少。
挺福指出，在經過2016年、2017年兩年出生高峰后，2018年新生人口數量迅速滑落至1523萬人，并持續減少至2021年的1062萬人，2022年的956萬人進入人口負增長的拐點。這意味著各地政府可能面臨著適齡孩子這兩年增加，過幾年又大幅減少的情況，這對政府如何投入和規劃教育資源帶來壓力和挑戰。
據統計，包括一些主要城市在內的不少地級市，推出的2023年新增學位計劃，少于2022年計劃數和實際增加數量。
“一些地方政府擔心新建學校增加學位供給后，馬上出現因適齡學生減少的資源閑置問題，于是可能對解決這一問題不積極，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的‘應急’辦法是擴大班額，把孩子‘塞進去’”，熊丙奇指出，如果搞大班額應對學位緊張，是違反相關規定的，這會影響到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質量。
“選擇以怎樣的戰略應對，至關重要”，熊丙奇表示，如果節省教育投入，趁出生人口下降，撤掉學校、辭退教師，再出現出生人口增加，就會出現學位緊張的新問題。如果提升教育質量，利用出生人口下降這一契機，推進“小校小班”建設，實行小班化教學，如原來一個班45人，調整為25人、30人，這不但提高教學質量，也為出生人口變化留下“彈性空間”，在人口增加年份，可以適度擴大班額，如從30人擴大到40人。
他表示，當前合適的辦法有兩個，一是購買民辦學校學位，提供給適齡兒童，合理定位民辦義務教育的新功能；二是以“小班化”為標準，加強對義務教育的投入，提高學校建設標準，應對出生人口變化對教育帶來的挑戰。
也有一些城市在持續擴充學位。北京市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近五年來，北京市政府累計增加18萬個中小學學位。2022年，北京市新建24所學校，新增中小學學位2.9萬個。其中，海淀區北部地區就新添中小學學位8640個。
家住廣州白云區某街道的劉彬（化名）也暫未感受到學位的緊迫感。他的女兒今年即將就讀小學，4月份左右開始搖號，原來附近就有一所公立小學，去年開始又新增了一所省重點小學。
梁挺福指出，一方面要加大資金投入，增加新建改擴建中小學和幼兒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該階段性購買民辦學校學位，合理合法優化民辦學校義務教育的新功能和角色，同時減緩新建公辦學校帶來的資金壓力，一舉兩得。
熊丙奇進一步解釋，向民辦學校購買學位，這并不違反規范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政策，還可探索義務教育多元辦學模式。總體而言，我國民辦教育“補充”教育資源的功能已經弱化，未來，民辦教育的重要功能是探索多元化辦學，滿足受教育者的多樣化選擇，甚至，民辦將不再是舉辦者“屬性”，而是一種辦學模式。
對于非營利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財政應給予生均撥款，或直接購買學位。簡單來說，政府支持民辦教育發展，不是‘推卸’對義務教育的投入責任，而是推進多元化辦學，辦令人民滿意的教育。”他表示。

作者：陳威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