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發生于2021年12月19日的晚上，保某在江蘇南通某餐廳用餐，席間飲酒過多。用餐結束后，餐廳工作人員幫忙用保某的手機在某網約車平臺下單約車。保某上車后，車輛在原地停留幾分鐘，保某又打開車門，網約車司機蔡某攙扶保某下車后，保某站立不穩當即倒地，蔡某未作停留驅車離開并取消訂單。次日，保某被發現溺亡于附近的河道。
  保某家屬認為司機蔡某和某網約車平臺公司對保某的死亡負有責任，向法院起訴并索賠87萬余元。原告代理律師張紅介紹了原告的主張：“家屬在查看視頻后十分悲憤。因為司機蔡某在明知保某處于深度醉酒狀態的情況下，將保某拉下車拋在路邊。保某下車后倒在地上未能站起來，但蔡某仍然不管不顧地駕車離去，并且司機蔡某自行取消了訂單。此外案發地比較偏僻，而且上車點的馬路邊就是一條河，所以司機蔡某對保某處于危險狀態是明知的。我們認為司機蔡某及網約車平臺公司對于保某的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蔡某的行為也有悖社會的公序良俗。”
  作為被告代理律師的柳寶玲抗辯時認為，保某死亡和駕駛員取消訂單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柳寶玲表示：“我們認為本案的原告（死者）是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死亡的本身原因是飲酒過量。從在平臺下單預約車輛到派單再到到達地點的整個過程，原告無法正常聯系家人，也不存在原告起訴過程當中所稱的被告存在甩客拒載的行為，更不存在違約的情形。我們認為駕駛員做的訂單取消不違反平臺的運營管理的規則，規則有明確的駕駛人員免責取消的情形，其中包括對于醉酒人員的取消。”
那么該案件的爭議焦點主要在于：對于死者的死亡，網約車司機以及網約車平臺對此是否有過錯，以及和保某的死亡之間有沒有相應的因果關系？基于承擔過錯的基礎上，網約車司機和平臺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賠償責任以及賠償比例。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中司機蔡某未采取任何措施，沒有履行盡力救助義務，應當認定其存在過錯。同時，蔡某的行為并非導致保某失去自控能力的直接原因，故僅對死亡后果承擔次要責任。
承辦法官、崇川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錢徐寧表示：“根據我們國家民法典的規定，承運人在履行運輸合同過程中，對于遇險的、分娩的，或者遇有疾病等這些乘客，有一個盡力救助的義務。所謂的盡力救助，應該要能起到幫助乘客避免危險，或者幫助擺脫危險狀態的效果。但是在這個案件里，我們看到網約車司機通過和乘客長時間的交流，已經發現他已經處于非常嚴重的醉酒狀態，是能夠做到盡力救助的，比如報警，或者把他交給酒店的工作人員，亦或者通過撥打電話聯系他的家人等可行的救助方式。”
法院審理認為，蔡某利用平臺接單從事運輸服務，亦屬于網約車平臺的經營范圍，平臺從中獲利，因此平臺應當承擔法定的承運人責任。錢徐寧說：“關于網絡預約出租車的經營管理辦法中，明確規定了網絡運營的平臺是承擔承運人義務的，同時對于乘客負有安全保障義務，網絡平臺對于司機也有相應的管理教育職能，對于網約車司機違反救助義務的責任，應當由法定承運人責任平臺來進行承擔。”
最終，結合事實情況和當事人過錯程度，崇川法院酌情確認被告某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15%的賠償責任。一審判決該公司支付賠償款186489元。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平臺公司已及時履行了判決義務。
作為承辦法官錢徐寧表示，現在網約車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緊密結合的情況下，更應該關注到客運運輸行業的行業規范和職業道德問題。為此他們還向平臺發出了司法建議：“相關的網約車平臺存在一個無責取消的規則，也就是對于醉酒乘客可能會危及駕駛員或者其他乘客安全的情況下，網約車駕駛員可以無責取消相關的訂單。建議其修改這樣的無責取消規則，不僅要設置比較詳細的無責取消的情形，同時在無責取消之后，對于網約車駕駛員怎么去履行對于危險狀態下乘客的救助義務，可以采取哪些合理范圍的措施，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此外，在這個案件中，還反映出網約車駕駛員相應職業道德的欠缺，建議網約車平臺對于網約車司機開展職業道德的培養和職業技能的培訓。（總臺央廣記者李楊 南通臺記者肖巧云）